专访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骆世明：拆老婆金项链制科研设备 他主编国内首本农业生态学教材 期盼当代研究生能有独立学术思想

  “这是我当年在信宜居住的房子，我离开十多年后，再度和农业技术站老站长林振辉见面。我在信宜水口期间，是这位老站长领导我的……”暖阳的余晖照进办公室，78岁的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骆世明向记者介绍起一张张老照片里的故事，从部队农场到偏远的农技站；从华农到美国佐治亚大学……

  骆世明如今担任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的人生经历也见证了我国农业科研几十年来沧海桑田般的变幻。“国内外对农业生态学的关注慢慢的升高，国外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农业中蕴藏的生态合理性也非常感兴趣。”他说。

  1968年，从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本科毕业后，22岁的骆世明便开始了10年的农业基层生涯。他先到部队农场工作，之后被分配到信宜县（现信宜市）农业局，被调到水口公社农业技术站当技术员，这一干就是8年多。

  当年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艰苦，但骆世明坦言，这段基层的历练对他的后期学术生涯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我要负责全镇的农业技术工作，不仅要全面掌握各类作物生产相关的农业技术，还需要广泛了解农村与农民的现实状况，这让我更有全局眼光；另一方面，我边做边学，不仅把原来学得不扎实的知识打牢了，还促使我根据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自学了很多新知识。”

  在那段日子里，骆世明白天下田四处指导生产，晚上如饥似渴地挑灯夜读。为了获得相关书籍，他还曾写信给广东省图书馆求助，随后广东省图书馆真的给他寄来了多本与农业生产、环境、生态、统计相关的书籍。而当时信宜县的新华书店，则成了骆世明空闲时最常逛的地方，一有最新出版的相关专业书籍他都会尽收囊中。

  不仅如此，就连当时周围环境中几乎“没什么用处”的英语，骆世明也没有落下。“我高中是从华附毕业的，前前后后学了英语十年，如果半途而废就太可惜了。因此当时会用一些容易找到的英文书籍来继续保持和提高个人的英文水平。”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8年5月，骆世明参加了华南农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该校农学专业的研究生。彼时骆世明已经成家，父母和妻子都在广州居住，而在信宜工作的他只有每年国庆节和春节休假时才有机会回家，因此回广州与家人团聚成了他考研的重要动力之一。

  骆世明介绍，当时的研究生考试主要考政治、外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一些人考研失利往往是卡在外语上，而骆世明的外语成绩接近满分，这让当时招生的老师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在后来的入学复试中，他们专门让我复试英语，我再次获得高分，顺利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我的本科专业是农学，研究生还是报农学，研究方向专注于农业生态学方面。”

  十年后重返学校读研，与读本科的感受很不同。骆世明表示，本科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系统吸纳前人知识，而研究生阶段的任务则需要研究创新，发现和揭示未知。学校格外重视对这一届研究生的培养，一方面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师资与研究条件，另一方面对学生的要求也特别严格。

  但当时的科研条件仍是比较落后的。“当时文献的局限性大，国际刊物很少，只有通过翻译和综述展现了部分国外研究进展。当我想要追踪一个研究的发展脉络时，却发现根本追不下去。这就很容易出现‘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情况。”

  同样落后的还有当时的科研仪器设施。研究过程中，骆世明为了测定土壤的氧化还原电位，好不容易找到了测定设备的主机，但却缺少了探头。仪器的探头必须用不容易和土壤发生化学反应的贵金属来做。情急之下，骆世明想起了结婚时亲戚送给老婆的金项链。“那不就是原材料了吗？”一不做二不休，他小心翼翼地从金项链上抠下两小节，再把项链重新串好，只比原来短了一点而已。之后，他又动手把拆下来的金质项链环用玻璃管烧制出了探针。“在玻璃管里倒上水银，连上导线，封装好一测，还真好用！”

  “那时候硬件条件虽然简陋，但是也有好处，可以让我了解仪器设施的基础原理后自己动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当然，烧项链做仪器我也和老婆‘报备’过，她非常支持我攻坚克难。”骆世明笑着说。

  “我的研究生论文跟我多年来的农业基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关，着重探讨影响水稻早春烂秧各种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我的导师是华农第一任校长丁颖院士的弟子吴灼年教授，在我的选题确定下来后，他十分支持我的研究。”通过导师介绍，骆世明顺利地用上人工气候箱开展研究。“这样，我就可以不受天气因素的限制进行各种生态条件的组合实验，并最终圆满地完成了论文。”

  在骆世明读研二时，正值联合国粮农组织准备第一次资助十名中国的农业高校教师出国进修。而当时华农校方考虑到骆世明英语比较好，专业能力出色，便“硬生生”将还是研究生的他报了上去。1980年，骆世明去到美国，在ECO生态学领域非常著名的佐治亚大学生态研究所进修。

  该生态研究所在国际著名生态学家的领导下，发展了以ECO生态学为基础的农业生态学；并开始把计算机技术引入ECO生态学研究。因为有之前通过自学提升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基础，骆世明顺利掌握了计算机建模等新的研究方法。

  学成归国后，骆世明开始为在我国系统构建农业生态学体系、开展农业生态学研究和不断拓展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等方面不断努力。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骆世明留校任教，并主编了国内首本农业生态学教材。“我在农村工作期间打下了牢固的农业ECO感性认识基础，编写教材时很容易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另外，除了传统研究方法，教材也引入了数学和计算机方法，因此这本教材很快获得了学术界认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热情参加国内外有关农业生态的学术活动，国外学者对我介绍的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智慧以及近年来开展生态农业的经验总结非常感兴趣。”

  留校任教后，骆世明1987年被聘为副教授，1992年被聘为教授，同年出任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1995年到2006年5月期间任该校校长。“我刚当校长那年，学校才四千多名学生，在我离开校长岗位时，学校已经有四万多名学生。那十几年高校经历了制度改革、学校扩招、质量提升等重大转变。”

  骆世明表示，如今我国大学的科研条件已非常好，在他读研的年代，大家都羡慕国外的科学仪器设施和完善的科学文献体系，但如今，很多留学回国的学者和出国考察的老师都发现，国内的科研硬件在不少方面甚至比国外还好了。“以前是我们羡慕别人，现在倒过来，反而是别人常常羡慕我们了。”

  骆世明对如今的科研教育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做科研，兴趣爱好与使命、责任一样，是成功的重要基础。我现在发现一些学生并不太喜欢他们的专业或者科研方向，读研、读博更多是为了获得在社会立足的文凭。这样的学生很难持续地攻坚克难，长期耕耘这个学科，并不断开拓创新。”

  此外他还表示，如今的大学生离社会实际比较远，常常是“从学校到学校”“从文献到文献”，这导致他们不善于结合实际提出问题、做出判断，常常跟着其他人的文献后头走，或者干脆导师让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些硕士生、博士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大实验员，他们对学科没有浓厚的兴趣爱好，加上现在仪器设施和服务环境好了，实验材料的数据测定还可以委托第三方。不少研究生缺乏实际动手能力和独立学术思想，这是十分需要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