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老长城——赵长城：中国农牧业南北摇摆中线

  在阴山南麓的群峰丘陵之中，能够找到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战国赵长城。这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领袖赵武灵王时期修筑的长城遗迹。它不仅见证了“胡服骑射”的伟大变革，也恰好处在当时中国农作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上。从那时候起，围绕这条分界线的推移、消长，“中原”与“北地”之间展开了长久的博弈。

  除经济和社会因素外，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对人类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大地上，能够找到很多和气候变迁有关的标志物。它们诉说着人与自然共处时的种种艰辛和不易。

  当前随着气候的变化，极端气候的增加，以及人类活动对气候慢慢的变多的依赖，从古代那些气候遗址当中，我们大家可以读出许多尘封的历史密码，获得诸多的发展警示。

  汽车在内蒙古阴山南麓的群峰丘陵之中行驶。过了大德恒收费站进山之后，沿着依山公路转过16道急弯，在这距包头市区20多公里的固阳县大庙村路边的一处山坡上，能够正常的看到一块近两米高的石碑，写着“战国赵长城遗址”。这就是赵长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

  一些地方的赵长城已被摊平，变成公路，甚至公路就骑在长城脊上。所幸现在还有不少未被公路占用的部分，其遗迹则清晰可见。

  现存的赵长城遗迹大都是夯土建筑（但在呼和乌素仍有保存较好的石筑遗迹）。“站在土筑长城上眺望，隐约看到这段从大庙起，东向边墙壕村，西向昆都仑区的古迹。赵长城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保留比较好的一段在包头至石拐公路10公里处，这条公路把赵长城一分为二”，在“中国长城遗址”这一个网站，热衷于考察赵长城的当地网友“四海心情”说，“我如果说赵长城距离包头的城区中心点只有50公里，你一定没有过多的感觉；但我说赵长城比明长城靠北近1000公里，你心里一定开始震动；我如果接着说赵长城北据我们现在的实际边境线多年前的赵武灵王发出强烈的赞叹！”

  赵长城充分的利用了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采取了灵活多变的选址方式。例如卓资县的长城，利用斗金山险要地形而筑。从呼和浩特以北的坝子向西，到台阁木之间，山势较高，在山的南侧有较宽广的慢坡，长城遗迹就蜿蜒在这个慢坡的腰部，东西达十数里。没有慢坡的地方长城就贴近山脚，从台阁木至毕克齐之间，则主要在山脚的附近。从水涧沟门向西到包头之间，群山起伏，山脉作弧形向南凸出，但没有主峰，长城缺少依屏，因此穿入山内。包头附近的长城遗迹，都是迤逦于丘陵之中，跨山越水，显得形势非常险要。

  赵长城长期以来都吸引了研究者们的目光。但通过仔仔细细地观察就不难发现，它与后代的秦汉长城有着许多“本质性”区别。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白音查干就指出：其一，两者地理位置不同，赵长城位于阴山南角下，秦汉长城则位于阴山顶部或北麓。其二，两者的烽隧数量不一，赵长城的烽火台很少且明显没形成像秦汉长城那样的预警通讯系统。其三，同样取石方便的条件下，赵长城几乎全部用土夯筑，秦汉长城则更多地用石头垒砌。

  那赵长城修建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白音查干认为，它是赵国主动实行“南守北攻”的根本性战略转变，到北方胡狄之地去开疆拓土的一种表现。赵武灵王即位之后，于公元前307年在信宫召开五天的会议。根据赵国弱于齐、秦、魏而强于中山、代、林胡、楼烦等戎狄小国和部落的实际，做出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为了适应与楼烦、林胡等部落作战，赵武灵王做出了“胡服骑射”的重大决策。这使赵国很快走上了一条强兵之路，先后征服了楼烦等部落，领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在向北夺得大片领土和人口之后，从公元前300年开始，赵国修筑了东起代郡，中经阴山，西至高阙的长城。

  赵武灵王在无意中为当时的农牧分界线树立起了一道地标。白音查干认为：“赵武灵王作为农耕民族的统治者，在征服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分散落后状态下的游牧部族达到扩地广境目的的基础上修建长城时，主要考虑地理上尽量将可耕地括入长城之内，而无须更多地考虑长城在军事上的防御功能。所以赵长城把河套地区和阴山以及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截然分开，成为中原农耕势力的北进和农牧分界线开始确立的标志。”

  中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西周末年开始，农耕部族与畜牧部族之间的斗争逐渐尖锐起来。战国后期，在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取得胜利，而畜牧民族除一部分被融合于华夏民族外，另一部分则被排斥到越来越靠北的地区，基本结束了农耕民族与畜牧民族杂居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以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和普及为标志的农业革命，促进中原农耕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四向扩大。其结果不仅中原地区的游牧经济成分逐步消失，同时把农牧业分界线向北推进到阴山一线，达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极限。这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由于受自然天气特征情况限制而形成的中原单一农业经济圈和草原单一牧业经济圈开始出现。

  阴山赵长城在地理上，恰恰是基本沿着我国干旱区与湿润区的界线东西延伸，成为农业社区和牧业社区的一条“物化”的分界线。赵国未解决农牧矛盾，用长城把农耕民族与畜牧民族隔离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另一方面，赵长城出现的时期，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而从此时到秦汉，气候呈现由暖而寒的转变。农牧分界线不断地南移，长城的“防御”形象渐渐超出了它的“进攻”形象。与之相称的，中原地区的人口迁移也出现了由西北而东南的变化。秦及汉前期时还曾向西北大量移民，根据“居延汉简”等当时资料的记载，可知当时当地林木繁茂，水面广大，故而可以承载较大的移民数量，及提供驻军的需求。

  有学者指出：中原汉族向北扩张拓边的时候几乎都在温暖期，而北方少数民族“窥边候隙”、“入居中壤”的时候则多在寒冷期。原因是什么呢？

  农牧交错带的农业基本属于旱作雨养型，受温度和降水的影响很大。如果年平均温度降低1℃，相当于中国各地气候带向南推移200~300km；降水减少100mm，则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农牧交错带的位移指示的是中国北方宜农土地资源的盈缩。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迁移，大多与气候变冷所引起的牧区贫困问题紧密关联。气温一年若平均下降2℃，就会让草原的生长最多短缺40天，而这又导致牧业生产的破坏，使得游牧民族食物短缺，进而被迫迁移。例如，公元前1世纪后期，鲜卑部落就已经因气候变冷而举族南迁大泽，并在随后2个世纪内逐步转入塞内。匈奴在公元46年的草原大旱后，部众“死亡大半”，南匈奴遂内附东汉，入居塞内；而北匈奴在2~3世纪的草原大旱灾后最终被迫西迁中亚、东欧。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看看的话，会发现西汉时期北边长城防线，其西段已超越现今年降水量40毫米线及通常所划定东部季风区域与西北干旱区域区界250至720公里。长城的相对“凸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长城内外的自然景观特别明显地体现着这种变化。《史记乐毅列传》载录乐毅报遗燕惠王书，说到破齐之功，有“蓟丘之植植于汝篁”之语。说明在当时的天气特征情况下，燕国占领军可以将生长于齐地的竹类移植到燕国本土北边山地。但现在的燕山山脉一带，山上多为较为稀疏的林木，较耐旱的树木如野核桃等成为代表性的树种。要看竹子，多半只能到城市中精心呵护的公园中。

  此外，西汉时关中竹林之繁茂，与现今自然景观形成强烈的对照。当时人曾以关中有“竹箭之饶”，称之为“天下陆海之地”。西汉薄太后南陵20号从葬坑中发现大熊猫头骨，或许也可以看作当时关中地区竹林繁茂的佐证。当时竹居于山西物产前列却不名于江南物产中，可见当时黄河流域饶产之竹，对于社会经济的意义甚至远超于江南。东汉初，西河美稷还生产竹木。美稷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现今华中亚热带混生竹林区的北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致位于长沙、南昌、宁波一线。而华中亚热带散生竹林区的北界，则大致与北纬35度线重合。而当时竹类生长区的北界，已接近今天沙漠地区的边缘。

  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另一个代表性的物种是稻米，位列经济收益的第一宗。当时稻米种植的北界在今天北京的密云、顺义一带。而到了东汉，耐旱、适应贫瘠土壤的黄豆开始占据慢慢的变大的比例。及至今日，黄河流域的千里平原上，已是小麦和外来物种玉米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