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全书简述

  看这本书，是因为以前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人推荐过这本书，说写的非常好，正好我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看到了这本书，就决定借来看一看。中间断断续续看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类型的书，就像一个调查报告，把一个农村的方方面面一层层扒开。因为疫情，最近一段时间在家无事，就决定把这本书写成一份内容简述，如果有朋友也想读读这本书，但没那么多时间，那这两万字的简述希望有机会能够帮你快速了解它。

  这本书的作者是费孝通，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这本书是他通过对“开玄弓村”的实地考察，在社会科学层面对农村和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一个社会学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系统等。“江村经济”原是费孝通年仅29岁的时候作为他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原名叫“开玄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后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发表，起名“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年在中国出版，最终命名为《江村生活》。

  他的教授导师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这本书是作者作为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考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是作者对开玄弓村的社会生活深入研究而得出的一份实事求是调查材料。这本书不只是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村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在书中主要写了农村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集中力量描述了中国农民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摒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用科学的知识实事求是的撰写。他评价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注意到，他的祖国此时进退维谷，民间传统文化在西方的影响下是面临持续西方化的结果或是最终灭亡消逝，他写到变化过程中再适应的过程是多么困难，这一过程必须是逐步的、缓慢的、机智的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这一切的改变应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又必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的。这本书对中国制定当下农村改革政策的实施可起到很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本分的完成了一个社会科学者的工作，即：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是人类进程中不可阻挡的。同时，最令人欣赏的是作者在书中的写作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有反感，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本书中并未有体现，作者和他的同事们可以秉持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理智区分民族和政治制度的道德态度令人尊敬。若有人想了解中国的文明，他们要去阅读这本关于中国人生活的书，并理解中国人在现实中怎样思考的。”

  最后，我想写我的几点感受：首先，我是一个年轻的90后，居住在山东济南历城区一个农村里，虽说是农村，但是其实和城市也差不多，早在20多年前村里的田地就都卖出了，村里就没有人务农了，都就近在当地企业中找工作上班挣工资，不生活在那个年代就无法知道以前的旧农村是怎样的，对于国家总是提出的农村改革、农村建也是不甚了解。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抗日战争之前1930年代一个沿海的中国农村的面貌是怎样的，农民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想法观念是怎样的，知道了农村改革在国家建设中是多么的重要。其次，现在有些国人崇洋，在网络上一味推崇赞扬外国文化，摒弃无视自己的文化，这是不正确的。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土地面积广，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的厚度与广度都是现在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不可比较的。各种不同的观念文化的出现都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因果相关的，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经济社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时，文化也会逐渐发生改变，落后的风俗文化就会在对比中比较出来。因为人们对新文化接受速度较慢，尤其是老一辈人的脑中对旧文化已根深蒂固，还有些地区因为偏远封闭还没被新文化影响，因此有些旧思想至今积重难改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青年一代慢慢长大，落后文化必然会被慢慢淘汰，书中开玄弓村的很多风俗观念现今也早已不存在了。所以，文化必定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我们作为当代年轻人，多了解些过去的历史，追本溯源，不随便批评与仇恨，要逐步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建立对自己民族的信仰。

  费孝通教授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通过个人的科学观察与分析，提出过许多见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有：1、提出发展“农村企业”、“草根企业”，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2、提出发展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代表的的中国民营经济模式。在中国受到西方大工业设计影响的时候，费孝通教授先进的观点放到现在看来仍然非常有价值：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仅仅依靠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最终解决的办法，而是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要恢复农村企业。中国农村不同于西方城市，若学习西方把工业全部放在城市里，代替农业经营丝业，那会使得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城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城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也会影响城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要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发展农村副业的一种方式，这样才可以繁荣农村。但在农村设厂，规模会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要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以及费孝通教授在书中最后一节写的“中国的土地问题”也是非常精彩，我记录在了后边，希望有机会能够引起大家的的一点思考。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一个读后感，以下为本书我做的要点简述与总结，文字内容均为原书摘抄，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谢谢！

  1、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是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研究的一种必要补充，这种研究也将促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劳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过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对我观察的这个村庄的经济问题，只有在考虑到两方面的情况时才能有所理解，一种原因是由于世界工业的发展，生丝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是以传统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副业在家庭经济预算中的重要性。对任何一方的低估都将曲解真实的情况。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其结果如何，取决于人民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观察者，正确的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利于引导这种变化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2、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有时，人为了一定目的，要改变文化。一个人如果扔掉一件工具，又去获取一件新的，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会更加适用。因此，任何文化变化过程都是一种综合体：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有时，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事实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事实，经过记忆的过程已经存在了选择和变化。有时，对目前形势的也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了解，因为分析与理解的角度与程度会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有时，未来的结果也不会像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其他许多力量的结合产物。因此，最后新工具也可能被证明是不适合于人们的目的。

  3、对形势或情况的不准确的阐述或分析，不论是由于故意的过错或出于无知，对这个群体都是有害的，它可能会引起令人失望的后果。本书有许多例子说明了对情况或形势的实事求是的阐述或分析的重要性。

  4、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他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已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中国越来越迫切的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一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根本目的是明确的，就是满足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这些基本措施，在中国人中间应该没有政治上的分歧。分歧之处是由于对事实的误述或歪曲。对人民真实的情况的系统反映将有利于使这一个国家相信，为了恢复广大群众的正常生活，现在迫切的需要一些政策或措施。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目前的研究，仅仅是一群懂得了这一任务重要性的中国青年学生们的初步尝试，将来还会有更广泛的，组织的更好地力量，接着来进行研究。我不太愿意把这本不成熟的书拿出来，它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日本人占领并破坏了我所描述的村庄，我被剥夺了进一步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但我还是要把本书贡献出来，希望它为西方读者提供一幅现实的画面，这就是：我的人民肩负重任，正在为当前的斗争付出沉痛的代价。我并不悲观，但肯定地说这是一场长期而严重的斗争。我们已做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比日本的炸弹和毒气还会更坏的情况。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2、地理状况 开玄弓村，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平原，夏季呈亚热带气候，农业的生长季节能持续三百天。位于长江和大运河干线交叉点，拥有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双重优势。水路、铁路运输发达。

  3、经济背景 开玄弓90%以上的土地种植水稻，一年约占6个月种稻时间，靠种稻获得一半以上收入。还会种麦子、油菜等蔬菜与鱼虾蟹等水生动植物。蚕丝业也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且品质高。现代制丝业的先进技术引进日本、中国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这一工业革命改变了国内乡村手工业的命运。由于中国出口量的下降，且国际蚕丝价格的下跌，造成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手工业的破产。这是本书调研时的经济背景。

  4、村庄 村里共十一圩（xu），圩是土地单位，一块绕水的地是圩，村的总面积约3千多亩，土地分为庄稼用地和居住用地，村庄以水路为主，人民乘船来往，房屋在河道附近，厂子设在河流下游，以免污染河水，住宅区外两座庙，通常进行宗教活动，小学在村子南端，建立新的公共机构只有在老住宅区外围寻找底盘。

  5、村里的人 1935年普查是1458人，本村人和外来人有明显的区别，外来户全部从事特殊职业，没有土地。

  6、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 开玄弓自然资源好，农业发展水平高，可以充分研究中国土地改革问题。开玄弓村是中国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可作为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开玄弓水路交通便利，可以研究水上运输的集镇系统。本人对开玄弓熟悉，无语言交流困难，可通过姐姐和村长的帮助提供材料。

  农村中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家庭通常指父母、未成年子女、甚至是成年或已婚的儿子家，农村中一个家庭平均4-6人，城市中会更多，家的大小这取决于经济基础。家无法无限扩展，只要分较为可取，就会分家。

  家的基本特征是已婚的儿子中有一个不离开他们的父母，孩子是老年的保障，所谓养儿防老。为儿子找媳妇，被视为父母的责任，儿子要听从父母的安排。结婚的最大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其次是向祖宗表示孝敬，不断有后人祀奉祖先。子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建立夫妇的亲密关系，稳定家庭，还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如帮助家里打草喂羊等。在村子里，传代的原则是父系的，一个家庭的身份和财产不平等分配，重点总是放在男性这一边。现在男女平等的新概念，企图改变这种传统的偏重单系的亲属制度。

  人口控制是为了预防贫穷。家里土地面积有限，养蚕也有限度，因此粮食、经济有限，家中多余成员，就会成为沉重负担，这是限制儿童数量的强烈因素。有时，人们会采取流产或溺婴的手法阻止成员增加，尤其是女婴。富裕的家庭，有较多子女。

  怀孕期间母亲要进行胎教，期望母亲的良好行为会影响孩子将来的性格。生育之后，母亲在一周以后就恢复家务劳动，这某些特定的程度造成了妇女产后的高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也很高，实际为保护孩子父母会对孩子表现的不喜爱，当地人迷信如果父母对孩子表现的过于宠爱，就会被鬼怪追索，因此给孩子起名要带贬义如阿猫阿狗，向鬼怪表示没人对孩子感兴趣，孩子受到冷淡鬼怪就不再继续插手了。在家里，父亲负责责罚，母亲对孩子总有点溺爱。一个年轻人长大加入生产队伍后便意味着要淘汰一个老人，知识和物质从老的一代传递给年青一代，因此也就产生了教育、继承和子女义务等问题。

  男孩14岁开始有效学习农业劳动，20岁时成为全劳力，女孩与母亲学习蚕丝及家务劳动。在村中，大部分家长是文盲，不重视教育，如果学校的上课时间与养羊打草的时间冲突，就不让孩子上学。

  在村里儿女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做主，自己谈婚论嫁被认为是不适当和羞耻的。通常在6-7岁就已经安排好了，越好人家的孩子越早订婚。通常生辰八字被媒人用来算男女是不是适合，婆婆选择儿媳有两点要求，一是身体健康好生养，二是养蚕缫丝技术。在父系社会里，女人没有权利继承财产，她的前途只是一个安定的生活，只有通过婚姻得到。男方需给女方彩礼，彩礼一方面送给女方家属，一方面再作为嫁妆随女出嫁，嫁妆多少视为女儿在家中地位。聘礼与嫁妆是双方父母给予新家庭的物质基础。一般结婚的开支在200-400之间。

  儿媳在婆家需严守规矩，婆婆经常被视为儿媳的对手，家庭纠纷经常发生在媳妇与婆婆之间，纠纷若严重，儿媳可能被休弃，婆婆可以提出，甚至违背儿子的意愿。但儿媳无法提出离婚，她可以放弃家庭外出打工，直至与家庭和解。媳妇真正被夫家接受是生完孩子后，尤其是男孩。人们对一个妇女与婚姻之外的任一男性有比较亲密的关系都存在偏见。

  表亲婚姻有利于亲属关系的稳定。一个女孩嫁给她父亲姐妹的儿子，叫上山丫头，上山意味着家庭兴旺；一个女孩嫁给她母亲兄弟的儿子，叫回乡丫头，因为女孩的婆婆曾受到女孩外婆的苛责，因此婚后容易被用来作为婆婆报复的对象，这认为是不利的。由于女孩经济价值低造成的人少现象，造成村里两性比例不平衡，这也影响到两口子之间的年龄差别。在村里夫妻间的平均岁数差别为4.9岁，丈夫比妻子大3-4岁。但是城市中女孩比例比农村高，就会有城市人嫁到农村中的现象。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有的家庭会从小收养一个女孩作为童养媳（小媳妇），这样做才能够节约成年时的婚嫁费用。但是小媳妇制度是受到轻视的，因为一般只有贫困人家会这样做，不利于正常姻亲关系的建立。

  家产的所有权表示这个群体的各种不一样的等级共有的财产和每个成员个人所有的财产。个人拥有的任何东西都被承认是家产的一部分，家的成员对任何一个成员的东西都有保护的义务。

  不同类型的所有权在共同生活的亲属中不均等，家长对土地所有权、房屋不动产有最终处理权。土地由男子耕种，女人做缫丝烹饪家务等劳动。嫁妆被认为是妇女的私房，在本人同意下，可以与丈夫与儿女共享。一般家庭所有副业的收入都归家长所有，由家长继续分配。

  孩子在未成年时受到家长的控制，在结婚后双方父母以聘礼和嫁妆的名义供给新婚妇女作为新家庭的经济基础。土地或房屋均为单系继承，女儿无继承权，结婚时只有一份嫁妆，不分土地和房屋。有时年轻一代的独立性会要求分家，分家时土地以男性数量为主，父母一份，长子一份，剩下的几个儿子平分，父母死后的土地由赡养他的儿子获得。遗产由儿子继承，若没有子嗣，由兄弟儿子继承，男性亲属有死者全部财产的继承权，寡妇和女儿无权利。

  土地和房屋按继嗣系统传递，传给儿子，但如果一个家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父母可以领养一个女婿，丈夫住在妻子家里与岳父母生活。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孩子，那可以领养一个男孩，男孩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在族人面前签字继承家庭的财产权。如果，儿子婚后死去还未有孩子，那父母可以找个人代替儿子与儿媳结婚，此人成为黄泥膀，生下的孩子视为死者的嗣子，假如死者有个弟弟，会产生叔嫂婚。

  父母退却的一般规律是从使用产品的权利退到处理产品的权利，最后到处理用具和生活享受的权利。从孩子对家庭的贡献超过他们自己的消费时，便已开始叫做赡养父母。孩子赡养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但对兄弟并无赡养义务。两个儿子可以轮流赡养父母。死后祭祀四十九天，对所有直系祖先每年要集体祭祀五次，焚烧纸钱等。死后后代有修缮祖先坟屋的义务，一直负责到五代人内。

  男性家长死去，财产可由寡妇、儿子和女儿共同继承。新法律已颁布七年，村中依然按照旧法继承，并无改变。

  家里各个成员的亲属联系起来的基本纽带便是亲属关系。在村内，五代以内同一祖宗的所有父系后代及其妻子，属于一个亲属关系，成为同族人。一般一个组的大小为8家左右。族内成员以家来组成，一般人口数量变动不大，有进有出。

  舅舅对孩子有特殊义务，如取名管教等，舅舅去世时，外甥须为他服丧。母系亲戚关系不超过舅家和姨家的群体范围。

  有时为保护婴儿不受鬼神侵犯，父母会把孩子送予他人抚养，改姓名生活，以给鬼神表示他们对孩子不喜爱，以换得孩子的健康平安。但这种收养是象征性的，孩子并不离开亲生父母，也不需要继承赡养养父母的义务。

  在村里，人们会用父方的所有亲属称谓来称呼同村人，用母方所有的亲属称谓称呼外祖父母村子里的人，这样会拉近他们与村内人的关系。

  除了亲属关系的联结，村里另一个基本纽带就是地域性的纽带，即住在邻近的人。家是有亲属关系的，但是户不是，一起吃饭、居住和劳动，参加部分共同经济活动的人，可算一户，但是他可以不是共同生活的亲属。比如长期生活在家里的客人，学徒等。

  邻里，是一组户的联合，习惯把住宅两边各五户作为邻居，他们日常亲密接触，互相承担着特殊的义务，有时有共同的利益。

  村户会信奉相同的宗教活动，宗教中主要是祭祀祖先，一般祭祀在自家进行，大集会一年有一次，但萧条时期会取消。其次最经常的是供奉灶神，通常在初一和十五，宗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会限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例如要求人们要敬谷不能浪费粮食，禁忌谈论女性和性有关的事情，禁忌做一些不尊敬知识的行为，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村中还有一个崇奉“刘皇”的地域性群体，有30户左右信奉，正月和八月会聚会一次，据说聚会的目的与收成有关。现在聚会真正的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人们会在庙里看戏，每月也会去庙中诵经祈福给亲属烧香。

  村政府通过村长下达一切指令，村长一般易于接近，村中人都认识，会处理与村民有关的一切事物。村长一般受人尊敬，有一定经济实力。

  保甲是宋朝的行政改革者建议的，现在是华中的剿共司令颁布的法令，按保甲制度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成立此组织是为了在地区遭到破坏的时候，能取得精确的人口统计以便增强地方自卫的力量，使军队更有效的履行职能，严禁人和村民混合在一起。目前这个法令已执行了一段时间，但是这只是法定意义的，是强加于事实上的体制，是强加于已存在的村的组织之上的，实际村民仍然按照原有的法令执行，并未被保甲制所接替。

  文化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对消费的数量和类型来控制。安于简朴的生活是人们早年教育的一部分，浪费要惩罚，节俭会鼓励，炫富不会给人带来好名声。在农村社区中，由于生产可能会受到自然灾害的的威胁，因此知足与节俭都具有实际价值。但婚丧场合，已经不属于个人消费，属于履行社会义务，人们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消费的高。

  一所房屋一般有三间房，堂屋最大，主要是用作劳作的场所，也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后边是厨房，有供奉灶王爷的神龛（kan）。再往后是卧房，中间可用木板隔成两间。房屋每隔两三年需进行修缮，需避开养蚕期，由城镇专门的工匠修建，平均每年10元。

  人们购买木船进行河道运输，几乎每户都配备一条船，80~100元每条，男人妇女都会划船。划船所耗的力量并不与船的载重量成正比，而是与水流、风向等相关，所以，只要船夫能利用风向，一个人可以不停划几个小时，且载重增加，运输费用能够更好的降低。在陆地上人民靠自己的力量搬运货物，畜力不用于运输。

  村里的缫丝工业主要为商品出口，只有少数村民在正式场合穿着丝绸衣服。妇女不下田干活，穿裙子是这个地区妇女的特点。衣服并不仅仅用于蔽体，还便于进行社会区别。如未成年女孩不穿裙子，有钱人多穿长袍等。缝纫能力是妇女的重要能力，新娘结婚满一个月会送给丈夫每一位近亲一件自己缝制的衣服，亲属的称赞是她的荣誉。一个普通的家，每年买衣服的费用估计为30元，礼服除外。

  食品占一个家庭支出的40%左右，金额相对恒定。人们主食是稻米，一般为农民自己生产，一个家庭一年所需米约33蒲式耳，家里会提前储存必须量，其余拿到到市场销售。村里的蔬菜是村民小部分自种，主要靠购买。食油自产自用，糖盐肉等必需品需到镇中购买。一日三餐，其中晚餐在家庭生活中很重要，每人在家中饭桌都有一定的位置，家长上首面南，第二位面西在家长左侧，第三位在右侧，主妇特别是媳妇，坐在下首或是不上桌在厨房里吃饭。父亲一般利用晚餐时间教育孩子。村中普通妇女，每月素斋两次，初一十五各一次，吃素被认为死后会升天过好日子。厨房里的东西不能留藏或是独食。

  辛勤劳动的间歇人们需要娱乐，娱乐一般为集体活动，可加强情感的联系。茶馆绝大多数都是男人的俱乐部，妇女一般会走亲戚。节日一般都在生产活动间歇之间。但在经济萧条时期，社会活动会大大减少。

  礼仪开支与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出生、结婚、死亡，有着密切的联系，彩礼和嫁妆是新家庭的必要准备，丧葬是处理死者必须的措施。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和履行之后，就变成了一笔不得不付出的花销。一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年开支50元。这些定期的开销需要日常积蓄起来。

  通过采用咨询估算的方法，假设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从市场购买物品（食品衣料礼品燃料灯火房屋农具肥料蚕丝业开销等）加土地税加定期费用，基本开支能达到263元。

  按消费分类，村民没有区别，按生产分类，村民有职业的区别，主要有四种职业：农业、专门职业、渔业、无业。一个人可以同时从事多种职业，但农业是共同的基本职业，村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主要是做农业。一般家的职业是根据一家之长的职业而定的，家的其他成员能从事不同职业。

  专门职业包括多类：住在城镇里，在城镇里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纺织工人、零售商、航船、手工业与服务业（木匠、裁缝、合作丝厂职工、理发师、磨工、抽水机操作者、泥水匠、接生婆、和尚、鞋匠、银匠、织工）。整个手工业和服务业人数占人口7%，百分比很低，因为大部分的生活服务工作家庭能自己完成，工具家中自备。而且人们不一定依赖村里的人来解决他们的生活服务问题。村里的外来人没有土地，唯一谋生手段是从事某种新手艺或经商。

  3、渔业 有两类渔业户，他们捕鱼方法不同，群居地区也不同。第一类渔业，住在村的西头，以捕鱼为副业，方法是用网和鱼钩，虾用捕虾篓从湖里捕捉，两个渔民一条船平均收入每天1元。第二类渔业，会喂养捕鱼用的鱼鹰，这种方法通常是家庭传授的，为世袭的职业。

  研究一个地区的生产体系必须要调查人们的各种活动在时间上的安排，尤其是分析农村经济更需如此，因为庄稼通常直接依赖于天气特征情况。从功能上研究计时问题，就一定要了解农村的传统历法。农村传统历法是以纪月系统为基础的阴历，阴历原理如下：望月被视为一个月的第十五天的夜晚，一个月的天数是29或30天，12个月是一年，共354.36天，总数与纪日系统的阳历365.14天不合，每隔两年或三年有一个闰月来补充缺少的天数。但是有机世界的季节更多的是遵循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阴历日期不能始终如一地说明地球对太阳的相对位置。所以在实际上传统的历法中，有一种潜在的纪日系统“24节气”，整个太阳历年分成24个节（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大暑小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

  阳历阴历节气三种历法均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阳历用来行政办公使用，阴历用来记忆感情宗教活动使用，节气可用来安排农活日程。农村用的日历本非村民自己编排，是从城镇买来的一个红色小册子，是哪里发行或编排的人们也不知道，在历本中，会专门说明哪些事在这一天做吉利，哪些事不吉利，尤其是盖房安排婚事等人们会查询历本参考。

  阴历一到三月迎新年祭灶神种麦子收油菜籽等；三月（及闰三月）禁止造房屋祭灶神等宗教和庆祝活动、出第一批蚕丝；四月家庭开始抽丝，蚕也开始出第二批蚕丝，达到第一个农忙时节播种育苗除草灌溉等；五月六月七月可以多安排外出及经商活动，处理第二批蚕丝，稻开花出穗进入农闲时期；八月九月进入第二个农忙时节收割碾米储藏出售；十月到十二月可以多安排外出和经商活动种麦子。

  农业在这个村子中很重要，有三分之二的农户从事农业，一年有8个月用来种地，因此要研究生产问题，必须研究农业问题。此处研究的农业，是指狭义上使用土地种植人们想要种的作物。农业占用的土地不只是自然实体，文化把土地变成了农田，在农业中，直接指导人类劳动的是人们自身掌握的关于土地和谷物的知识，通过技术和信仰反映出来。农田的安排取决于农民选择种植哪一种作物，主要作物是水稻、小麦和油菜籽。小麦和油菜籽这两种仅是补充性作物，其产量仅供家庭食用。村里90%以上的土地用来种农作物，种庄稼的土地被划分为农田，需定期供水，一定要按照稻的长势调整水面，以稻眼为基准，水位低需灌溉水位高需及时排水。农田安排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取决于水利管理措施，水利支配农田的地形。土地被河流分成小块，称为圩xu，每一圩周围是水，一块农田在圩中的位置直接影响农田被灌溉的机会，为使农田尽可能平均分配水源，农民想出很多办法：建立与土地边缘平行的田埂，使用水车将较低河流的水引到较高的田地中。雨水多时，排水也很重要，圩的面积越大，排水越困难。

  6月种稻，先在一小块田地育秧，在大片田地准备翻地、耙地、平地，灌溉，再把秧苗移到大片农田中，把稻秧移到大田中，是种稻的重要部分，一人一天大约可插半亩。翻地时农民用一种叫铁塔的工具，不适用畜力，也不用犁。翻地之后耙地平地，一个人翻耙平整一亩地需四天时间。灌溉时浇水的效率会影响农田产量，水从边缘流到中间，边缘田地与中间田地产量价值的差别有时可达10元或相当于土地平均价值的五分之一。村里有两台动力抽水泵，一台为私有，一台为合作工厂所有，按每亩收费，但这种机器尚未被普遍采用，因为用机械而节约下来的劳力尚未找到生产性的出路，农民自己不存在其余替代的事做便依旧用旧水车自己灌溉，这也影响了农也集体化和专业化的进程。综合下来，一个劳力如果种7亩地，大约需要35天。移秧之后，农民变忙于除草，除草后是给土地施肥，肥料有人粪肥、畜粪肥和豆饼。7-9月上旬都在农忙，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进入农闲时节，10月下旬开始收割早稻。

  在农田过程中农民所用的知识，是通过农民的实践经验长期积累传授下来的，这一种经验性的知识使人们能控制自然力量。但是对于自然界中不可控制的因素如雨水太多或太少，蝗虫的爆发等，人们会自发的有非科学的信仰和行动，转而产生了巫术。巫术不是一个自发的个人行动，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由一个固定的人负责施展巫术，有一套传统礼仪。在以前，按古老的传统，县官是百姓的巫术师，有水灾时，他会到河边投扔供物，祈求洪水退去。现在地方行政官的这种巫术师的职能与现代行政公务概念相违背，政府已禁止各种巫术的开展。但是，在政府无法改善自然灾害时，农民对巫术的需要依然不会去除。只要巫术对人们的生活起着一些有用的作用，就不是法令所能禁止的，从绝对禁止转变到承认它的实际作用，有利于最终问题的解决，只有提供更有效的人为控制自然的办法才能根本消除巫术。

  户是基本经济单位，在一户中男人主要是做农业劳动，孩子有时能帮忙，女人完全不参加农业劳动，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劳动分工是产丝地区的一个特点。因为，在缫丝旺盛时期，从丝业得到的收入可与农业相比拟，因此农田的大小与劳动力的数量从始至终保持在有限范围内，村中，一个15~55岁间的劳力一人可负责6亩地。但是现在，家庭缫丝被现代工厂代替，妇女劳力剩余，有部分妇女开始到城镇中工作，也有的开始到农田帮忙，因此传统的劳力分工是基于当时实践的安排，是随经济能调节的。

  对于水路交通来说，水路不是任何人所专用，不允许任何人阻拦河道阻拦河中船只，干涉公众便利。在村内和村周围水中采集自然产品（鱼虾水藻）的权利由村民共享，但捕捞获得的是捕捞者专有财产。公共道路也像水路一样，是公共使用权。

  根据当地对土地的占有理论，土地被划分为两层，田面和田底，田底占有者是土地持有人，向政府支付土地税。但如果只有田底，不占有田面，不直接耕种土地，那被称为不在地主；如果他既然有田底，又有田面，被称为完全占有者；永久拥有田面，但没有田底的人成为佃户。佃户有暂时使用土地的权利，也可雇工耕种。

  佃农雇佣其余劳动力耕种土地就产生了雇农制度，大体上分为短工和长工，长工按年付工资，管食宿，一般每年80元，短工按日付工资，自供膳食。在村中，雇工制度不起及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城里工业不发达，人们不会离开自己的土地去寻求其他职业而雇佣其他人来种地，家里的田地因为孩子长大后就分走也并不多余，所有，大部分土地都是自己耕种。小土地出租制度也有限，出租小土地是因为家里男人死亡，孤儿寡母无力耕种，小土地出租制与佃租也不同，只是按合同期限出租土地，期满可以更换承租者。

  土地对农民来说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土地是用不完的，相对的用之不尽的性质会使人们有稳定的生活保障，其二在土地管理过程中，人们也会对手艺高低进行名声上的评价，给人带来精神的满足感，其三土地在家族继承中承担重要角色，代表与祖先的情感，其四人们耕种土地的时间可长达一辈子，与土地产生了丰富的情感寄托，有时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的一部分，因此一般人们不会对土地所有权进行交易，要么自己耕种或是租给佃户使用。不在地主制中的佃户按法律要定期交租，但若两年不交租，地主就可退佃，但是逐出佃户的困难还在于寻找下一个合适的承租者，因此一般土地所有人会适当宽容佃户，可拖欠租金。交租的可靠性是不在地主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收租有多重方式，最简单一种是地主直接收租，但这样的形式效率不高，有时因为非间接接触而产生的道德绑架使得佃户持续拖欠租金，因此大多数人是通过代理人来收租。家产大的地主自己建立收租局，有时佃户不知道地主是谁，只清楚自己属于哪个局。一般在阳历10月就开始缴纳当年租金，租金不由市场经济决定，是由地主联合会议决定，根据旱涝情况，商定粮食产量然后折合成现金的兑换率。对于不同品质的土地，地主分为九等，平均每亩2.4蒲式耳米，约等于产米量的40%。最近局势发生改变，经济萧条且受到中左的极端思想的影响，交不起租的贫农现在感到不交租是应当的，佃户与地主间冲突加剧，乡村经济正发生危机。但由于开玄弓村较好的天然条件以及乡村工业改造的部分成功，土地交租并未有较大阻力。

  目前村里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不在地主占有，农田占有权到了城里人手中，他们给政府交税，佃户给他们交租金。但事实上，由于政府对纳税者的登记并未完全，地方政府每年也向佃户收税。

  土地的划分与家产的继承直接相关，多次遗产的划分使得后代家庭占有土地界线慢慢的变复杂，农田被分为许多狭长地带，非常分散，大多数地带不超过1-2亩。狭窄和分散的地带妨碍了畜力的使用，也妨碍了集体化进程，这是中国农业技术落后的首要原因。

  蚕丝业是这个村第二收入来源，这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他们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现在由于多种内在外在环境的改变使得蚕丝业已经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现在蚕丝业的衰落极度影响了人们的收入与生活，迫使人们进行蚕丝业的改革，改变现状。迫使蚕丝业改变的力量主要分成两类：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两种力量互相作用。

  农业与蚕丝业对家庭经济的重要性相当，单靠农业，不能维持家庭的生活，辅助收入是必不可少的。当缫丝业旺盛时，生丝价格高，农民生活水平高，但是当地生丝价格下降之后，村民生产同样的品种同等质量的生丝但赚的钱慢慢的变少，传统技术带来的利益难以平衡家庭预算。

  村民明白他们的知识有限，靠他们自己并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发起和指导变革过程的力量来自外界。此时，苏州附近一所女子蚕丝学校便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技术学校是传播现代工业技术的中心。但除非新技术为人民所接受，否则单靠本身，事业并不能发展，因此蚕丝业学校建立了一个推广部门，负责农村地区传播新的技术知识。变革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 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复兴乡村经济。

  蚕丝学校由于在村外，因此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力量，为把潜在力量转变为现实力量，还需要在学校和村民中间建立一座桥梁，当地领导人村长来充当这一个角色。但是虽然人们承认和接受新的变革计划，但是仍然会怀疑新鲜事物是否会带来好的结果。所以，参与计划改革的只有村中21户。

  改革计划是沿着蚕丝业的自然过程向前推进的，从蚕蛾产卵生产蚕种开始，接着是孵化、养蚕、收集蚕茧，到缫丝结束。科学生产蚕种阶段很重要包括实验杂交培育良种，因此蚕丝学校接过了这项工作，供应村民蚕种，人们在孵化前收到蚕种，然后集中到公共房屋里，称作“稚蚕公育”，费用和劳动根据村民放在公用蚕室内的蚕种按比例分摊。集体养蚕只在幼蚕时期，当第三次蜕皮以后，蚕被搬到各户村民自己家中。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下来，因病而损失的蚕，其数量能在20%以下，科学养蚕比传统方法喂养增加的数量多40%以上，一户一般可生产蚕约200磅，每一百磅可卖60-70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因为传统方法的生丝质量不符城市的要求和出口的要求，在蚕茧缫成丝的最后阶段改革的最大的目的是生产质量较好的生丝。在合作工厂中，使用蒸汽引擎使轮子转动，平稳控制抽丝均匀，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丝速度与产品质量。合作工厂属于社员所有，经费主要由农民银行给予资金，由蚕丝学校通过当地领导人管理，部分社员参加劳动担任工作。合作工厂一开始为鼓励社员并扩大组织，提高社员奖金比例，但后来事实情况说明，分配这样高的股息是错误的。

  一开始，政府对工厂改造没有一点兴趣，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农村才建设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对乡村丝业和合作厂给予特殊关切。农村的试验是中国农村工业中改革方案的先驱。

  人民接受改革主要看重于实际利益，增加收入，改革主要是为满足这种期望。但是实际上，除了第一年，工厂未能分给社员年利，村民收入未见提高，且由于工厂工作集中性的影响，使过去350名妇女的工作，只用不到70个人就能轻易负担起来，将近300名妇女失去了他们的劳动机会，村里也没有引进新工业吸收多余的妇女劳动力，因此有更多的女青年外流到城镇中工作，出现了挣工资的阶层。

  成年妇女开始挣工资之后，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起了变化，家中的经济关系也逐步得到了改变，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着重新组合，并随着工业的变迁逐步调整。

  除了蚕丝业的改革，村中还发起了很多新兴事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养羊，虽然在十年前就有人开始养羊，但是最近由于镇里新开了一家店铺可以收购羊胎和新生的羊羔，最近养羊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是市场的需要使这个村子里兴起了这项新事业。但是，养羊需要割草，割草的事由孩子们担任，对于学校来说，缺课的人数就慢慢的变多，因此经济与教育的问题是需要改革者继续探讨。一只母羊，平均每年生产2-4只羊羔，能为羊主增加20-30元的收入。农民另一个收入来源是贩卖，农民在农闲季节从事这种买卖，用自己的船从邻省运至沿岸的一些城镇贩卖。每条船贩运一年可赚40元，当然收入取决于贩运货物的种类及其价格的波动情况。

  交换是个人之间或一些人之间，他们的物品或劳务在某种等价的基础上，相互转换的过程。但是在家庭中，交换方式与市场中不一样，成员通过不同的职业向共同生活条件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从中获取各自生活所需的资料。各成员之间做出的交换是不明显的，但是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它们是家庭生活中发生争吵和不满的最常见的原因，并且往往发生一种妒忌性的坚持不下的局面。父母对孩子的义务能够最终靠年轻一代以后对父母的赡养或者年轻一代对下一代的义务来取得平衡，时间越长，物品和劳务的转换范围越大，群体中社会纽带也越强。只有在一些需要很长时期才能互相完成的义务，有关的个人才会感到他们之间有着牢固的社会关系，其结果是形成了群体的一种内聚力量。从这一角度看，慷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劳务或物品的预知性质使得两个人的关系密切起来的结果。在大一些的社会群体中有同类的交换，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人对他的邻居有用，他会感到高兴。送礼也被看作是另一种交换，用来做正式礼品的一些东西是根据习俗而来的，主要是食品，如年底送的火腿肠或糖果，这种类型的物品转让意义不在于弥补相互间的欠缺而是加强社会联系。但是交换不足以满足一个人的日常必需品。，所以必须要有广泛的流通系统。

  购销是一种交换方式，在交易中对等的价值被明白地表达出来，立即付给或许诺偿付，也就是购买和销售的过程。可以把购销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购销是村庄社区范围内交换货物和劳务，外部购销是村和外界进行的交换，它们是互相依赖的。村庄内的人职业分化程度小，因此人们主要靠外界供应货物和劳务，货物可以农民自己购买，也可以由中间人带回村中，其中中间人主要由三类：定期到村中的小贩、零售店、航船人。

  小贩可以使固定的也可以是不固定的，根据出售的货物种类而定，货物可以使自己生产的，也可以是市场零买来的，小贩大多数来源于外村，是一种城镇外的村际分散性的贸易活动。小贩对每一笔的交易并不坚持一个固定的价格，买者经常会讨价还价，这有多种原因形成，主要是付钱以后买者拿取的额外货物的量不会超过卖者认为的合理的范围。出售价格通常是低于城镇的，开玄弓村中有两名固定的小贩，一个是卖缝纫和梳妆用品，一个是卖糖果的，卖缝纫和梳妆用品讨价还价现象多，小贩出售的最低价格决定于他买货的价格和维持他生活所需的利润。买糖果的小贩因为买主是不懂事的小孩和着急停止孩子哭闹的父母，因此讨价还价并不厉害，出售价格取决于生活费用。

  小贩是流动的，零售店是坐落于一个固定的地方吸引消费的人，这就产生了一批从事商业的人，他们出售的东西是从城镇中批发来的，主要由杂货店肉店豆腐店药店等。杂货店并不记账，因此无法估计他们的存货数量及平均销售量，按店主估计，每天销售2毛到1元不等。

  村里店铺不能够满足农民的全部日常需求，因此在太湖一带有一种特殊职业，航船，提供日常服务从城里买回必需品，充当农民的销售代理人。每天7点，航船还是活跃起来，农民向船主提出购买需求，船大约10点到城中，下午2点返回，四五点左右达到村中，农民拿回物品。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船主不会向顾客索取佣金，不从中赚钱，会接受店铺的一些礼物或招待，每一条船都有自己的顾客，对城里的店铺来说依赖航船维持他们农村的生意，力图保持旧主顾，吸引新主顾。船主不记账，每日估计的交易额是10-20元，年底多的能到40元。

  航船作为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并不挣钱，但是他们在充当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时会获得报酬。农民生产农产品，但对城镇并不熟悉，因此就需要船王与城镇中行家与店铺联系，出售产品，且会给予一定优惠，且收购人只认识船王，但若农民不同意销售价格，产品也可以不销售，但正常的情况，会信任船王的意见。船王会按出售产品的数量拿佣金，不随价格而改变，因此货物价格高佣金率反而低，船主一年预估可挣400元。

  但新的蚕丝业的改革，新的丝厂不利用航船到城镇代销蚕丝，而是直销上海，因此对航船制度的存在提出了挑战。

  大宗产品能够最终靠零售店或航船所得，但是对于一些零星物品和废品如旧衣服废铜烂铁等，有时会以物换物，进行需求交换。

  贸易区域的大小取决于运输系统人员和货物流动所需的费用和时间。消费者直接购买货物的初级市场一般在村中，中级市场是初级市场的零售商用批发价价格购买货物的地方，每个贸易区域的中心是一个镇，镇是农民与外界进行交换的中心，城镇的发展取决于他吸引顾客的多少。航船制度使得城镇把附近村庄的初级市场集中了起来，这一购销区域的范围之广远大于中国北方地区以陆路运输为特点的代沟或代销。

  销售价格会影响生产，但价格不是决定产量的唯一因素，在农村，农作物总生产量取决于土地大小、降雨量多少等，价格不影响大米总产量。土产生丝价格低，促使技术改革，但是近年来，土产生丝产量并未大幅度下降，因为村中缺乏能吸引剩余妇女劳动力的其他工作，因此价格低也不会大幅度减少农民的产量。农民生产大米，价格持续上涨不会使农民出售存量，因为未来米价不确定，但大米降价，反而会促使农民出售更多粮食，否则就没办法交付足够的佃租，因此价格低反而使市场上出售的粮食更多。在农村，生产结构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不能随市场需求做出灵活变化，他的变化是缓慢而长远的。开玄弓村的蚕丝改革也几乎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在农村，增加收入来源，改变职业比改革更加困难，农民只有离开农村才能改变他们的职业，比如女青年外出工作比例加大，但是这种流动不利于传统亲属关系和家庭群体的稳定，反抗破坏群体稳定的力量变成阻碍当前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市场强烈的影响着生产，这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

  在交换过程中，货物、劳务或现金不能及时偿还时便会发生信贷，由一方亏空的人向另一方又积蓄的人借钱或贷款。亏空可以是紧急或非紧急的，紧急状况如食物不足，无力付租付税等，除非给予资助，否则对有关个人会产生灾难性结果。在农村，财产分配不均的原因，主要是土地占有制，村里三分之二的土地是不在地主掌握，农民的产量和消费量大致一致，但沉重的佃租每年会使财富大量从村里流向城镇。因此产生了内部信贷和外部信贷系统。

  通常人类能短期向亲属和朋友借钱，不付利息，但要大笔款项时，亲属和朋友不足以满足借款金额，这样就产生了互助会。互助会是集体储蓄和借贷的机构，有8-14名会员组成，多为亲属和朋友构成，每年聚会多次，每次聚会时存一笔款，会员轮流收集使用存款。这种互助会经常由某人需要经济援助而发起组成的，每个人似乎都轮流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存款有限，投资机会有限，借一笔款并付利息，可能是不经济的。通常，互助会的目的用来办理婚丧嫁娶等事宜。在借贷双方无实际保证，是通过亲戚之间公认的社会义务来防止的。现在有三种互助会：摇会、徽会、广东票会，存款和借款金额大小规定各不相同。在经济萧条时，拖款人数增多，对现存的亲属关系起到破坏作用。

  当村民想向城镇中店铺进行租借时，航船主就起到中间人的作用，村民通过航船出售稻米给城镇的米行，依赖船主进行购销，船主代表生产者向米行接米，保证新米上市后归还，收购人出借大米不仅能获利而且更有助于保证未来的供应，因此双方都复符合需求。这是一种比较新的信贷系统，它没有超出借米的范围，通过米行和丝行变成银行来出借和钱同等价值的产品，作为对收购产品的预先支付。

  当农村资金贫乏时，城镇里出现了一种职业放债者，放债者以很高的利息借钱给农民，出借的钱是按桑叶量计算的，叫做“桑叶的活钱”。在借钱时，把钱数折算成桑叶量，折算价格是认为制定的，在还钱日期到时，按照还钱时的桑叶出售价格乘以借钱时桑叶量得出的总金额进行还款，月付利息约65%。若仍未有能力还款，借债人可以向债权人继续贷款，可以按米计算，叫做“换米”，计算方式类似，月付利息约53%。借债人若仍无力还清债务，则债权人就会收回土地所有权，借债人从此变成了佃农，每年交付地租，通过高利贷，土地所有权从耕种者手中转移到不在地主的手中，不在地主制便是以这种金融制度为基础而逐渐扩大的。高利贷是非法的制度，根据法律年利率超过20%的，债权人对超过部分的利息无请求权。因此，债权人为保障自己的利益，会使用暴力或任意损坏东西甚至伤害债主家人等。村中有一个住在城里的放贷者，外号叫“剥皮”，这一外号说明了公众对他的愤恨，但是他确是农民急用钱时的一个重要来源。高利贷的存在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

  政府为稳定农村金融也采取了措施，如江苏银行专拨了一笔款用来指望解决农民资金问题，但是由于借债人后期无力偿还，不足以维持行政管理上的开支，因此合作社就停止发生作用了，所以合作社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的管理上的水准与政府持续提供贷款的能力。农村要建立一个新的信贷系统，还要有一个新的约束办法，彼此互相帮助与制约良性发展，才可能会成功。

  开玄弓村的经济生活状况是对中国村庄经济生活的一个样本做微观分析的结果，这一有限范围内观察的现象无疑是属于局部性质的，但也是有广泛的意义，因为这个村庄同中国绝大多数的其它村子一样，具有共同的发展过程，由此我们也能了解到中国土地问题的一些显著特征。

  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主要在于乡村工业和市场之间的问题，蚕丝价格的降低是由于生产和需求之间缺乏调节。

  由于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两者之间选择其一。但是，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改进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甚至于这些也还是不够的。农村企业组织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业发展的前景。目前的分析对那些低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改革者来说，是一个警告。

  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如果从衰败的家庭手工业解除出来的劳动力能用于其他活动，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必须认识到工业发展中，某些工业并一定适合留在农村，但就目前来说，尚无新的职业代替旧职业，劳力的浪费将意味着家庭收入的进一步减少。当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经济没有迅速恢复的希望时，农民当然只能缩紧开支，农民的开支主要有四类：日常需要的支出、定期利益费用、生产资金、以及利息、地租、捐税等。当农民已经尽可能地将礼仪上的开支推迟，甚至必要时将储备的粮食出售，还是无法改善现状，说明农民的开支中最严峻的是最后一种，如果农民还是不能支付持续不断的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者、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的制裁。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在这个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的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不在地主和高利贷者自然是会产生的。甚至假如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目前，由于收租者的地租没有保证，已然浮现一种倾向，即城市资本流向对外通商口岸，而不流入农村，农村地区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农村经济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

  中国的土地问题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多数收入都用于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运动的实质，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的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很多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除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点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决农民痛苦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

  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我认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中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乡村工业，目前，这种传统工业正面临迅速衰亡，这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中国通西方列强处于矛盾之中。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需要继续探究。但是有一点，与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有关，在此必须强调，在现代工业世界中，中国是一名后进者，中国有条件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怎么样做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

  最后我要强调，以上问题自从日本入侵以来并未消失，这种悲剧在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迟早必然面临的国际问题的一部分，只有经历这场斗争，我们才有希望真正建设起自己的国家。在斗争过程中，土地问题事实上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解除农民的痛苦，我们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才能有保证。现在日本入侵，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打破过去在土地问题上的恶性循环，在成千个村庄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的希望，未来的一代，能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评价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目标，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